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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眼观世:余波未了的戴笠之死

点击次数:141发布日期:2025-11-26 06:26

引子

#本文摘自某书,多有删节。

正文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七日上午十一点,国民政府的二二二号专机从青岛出发飞往上海。除了机组人员之外,一共有九名乘客,其中一人身份显赫。

扑朔迷离的戴笠之死

当他们在空中飞行时,没有雷达的飞行员从无线电中,获悉上海正值暴雨如注,于是转飞南京,结果南京也是滂沱大雨、雷电交加。空军派出四架飞机导航,但云层太低,无法与专机取得联系。下午一点多,专机发出「正在降落」的信号之后,便与地面失去联系。

差不多与此同时,在江阴市岱山的丘陵之间,有村民惊恐地发现一架飞机撞在山顶,一声爆炸巨响之后便是万丈火焰。天气刚好转,航空委员会、中国航空和美国海军一同赶赴现场搜寻,没有发现一个幸存者。当局压下了这个消息。直到五天之后,上海《申报》才率先报道:

国家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戴笠将军,乘飞机从北平途经青岛飞往上海,因飞机在南京西南郊外撞到马鞍山山头坠毁而死亡。据悉,他烧焦的尸体已被确认。

因为戴笠的特殊身份,各种流言很快流传开来。有人说他死于国民党党内派系斗争,有人说是对手在飞机上安放炸弹,也有人说是蒋介石下手除掉这个权力太大的打手,甚至还有人说戴笠像希特勒那样设计了一个金蝉脱壳之计,死的是替身,本人躲藏在南美某个国家。

不过,大量证据表明,在飞机残骸中发现的那个浑身烧焦、失去右手和右腿的遗体,就是戴笠。军统调查人员根据特别的牙板、羊毛内衣残片,以及中美合作所美方负责人梅乐斯(Milton E. Miles)四年前在重庆送给戴笠的高级自动手枪,确定了他的身份。就像戴笠的手下沈醉,对与戴笠有深厚友谊的国军将领胡宗南所说:「经过多方调查,证实没有什么人对他进行谋害,的确是由于气候关系,驾驶员不慎撞在山上失事。」

戴笠的许多拥护者认为,如果「戴老板」没有在坠机事件中死去,国民党就不会在内战中失败。甚至有传言说,蒋介石逃到台湾之后多次哀叹,「若雨农在,何至于此」——并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蒋氏真的说过这句话。

不过,蒋确实将戴笠倚为左右手,逃到台湾之后继续追悼戴笠。

然而,四十九岁就死去的戴笠即便长命百岁,也承担不了国民党政权救星的历史使命。

没有哪个秘密警察头子可以拯救他的主人和他的帝国,正如无论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屠杀多少纳粹的反对派,也不能扭转二战的战局。反之,有些秘密警察头子却有可能意外成为「帝国终结者」——苏联倒数第二任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是软禁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的「八·一九事件」政变的主要策划者,此次政变不仅没有拯救苏联,反倒提前敲响苏联的丧钟,日后他在狱中写回忆录时为此懊悔不已。

东德秘密警察头子沃尔夫告诉东德共产党总书记昂纳克(或译何内克),他在每五十个东德人中就发展了一个告密者,他的史塔西组织跟柏林墙一样固若金汤。昂纳克相信了他的承诺,谁知柏林墙和史塔西一起无声无息的倒下。沃尔夫坐了几年牢,出狱之后除了写回忆录就是写俄国美食,他始终不明白史塔西和祖国为何一夜之间就消失了。

同样的,在一九三〇、四〇年代的中国,戴笠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影响被过分夸大,关于戴笠的事迹,包括他领导一个通讯小组破译了日军密码并提供给美方,很多都是加油添醋的演义、虚无缥缈的神话。

美国学者魏斐德在戴笠的传记《间谍王》中指出,像戴笠这样一个模糊不清的「异种」,无法用「好人」或「坏人」这样的简单语言概括。戴笠一度是法西斯恐怖的象征、现代警察国家的化身、严格的儒家理想的执行者。

在戴笠永不休止的梦想中,他是传说中的中世纪那些王朝在颓落时,应运而生的战略家们的一个雄心勃勃继承人。在这些形象下,戴笠在很大程度上是他所处的复杂时代产物,身居传统与现代政治斗争的顶峰,坚信自己生必逢时,但终究难以摆脱命运的叵测无常。

在此书的後记中,魏斐德自我质疑为什么 会替戴笠作传,自嘲说「我自己恐怕是戴笠无意中的猎物之一」。当然,他也郑重其事地告诉读者,历史学家们常常以时间的间隔,平息他们遥远的噩梦并压住以往的惊骇,但难道我们从此便能高枕无忧了?

戴笠是一名执着于自我实现的「凤凰男」

戴笠出生于浙江江山县,少年时代即丧父,母亲帮人缝缝补补,含辛茹苦地将他和弟弟养大,其「由小康陷入困顿」的生活境遇跟鲁迅颇为相似。

之后的故事几乎就是青春励志的经典版本:戴笠结识了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并经过杨虎攀附上帮会老大杜月笙,三人成了结拜兄弟。杨、杜已是独当一面的大人物,此时的「戴春风」(戴笠原名)还是名不见经传的「小瘪三」,杨、杜愿意与之结拜,显然是发现他身上有非同一般的潜力。若是一般人,会满足于在杨、杜的关照下,在鱼龙混杂的上海滩有一席之地;但戴笠不是一般人,他要继续往上爬,上海这个舞台太小,整个中国才是他的舞台。

很快的,戴笠又认识了跟他一样当过小学教师的胡宗南——他们以对方为镜子看到镜中人的模样:自以为是、野心勃勃、以天下为己任的「流氓知识分子」。

在一九二〇年代的大城市里,有另外一群受西化教育和五四思潮影响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他们比青年戴笠、青年胡宗南高出一个位阶。他们发现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满腹牢骚,甚至产生幻灭情绪,「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如同俄国诗人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那个颓废派主人公,也如同叶圣陶《倪焕之》中作为「多余人」的主人公,他们还没有投入这场轰轰烈烈的竞技中,就自动选择出局。而戴笠、胡宗南跟那些矫揉造作的「麦田守望者」不一样,「小镇青年」没有颓废与虚无的本钱,他们对实现权力的渴求更加炽烈,毫不犹豫透过参与革命组织或接受军事训练等方法出人头地。

当孙文在广州建立一个打着「革命」旗号的割据政权时,北方尤其显得暮气沉沉。对于有志青年而言,作为未来有望飞黄腾达的奠基,广州的黄埔军校比皇城根下的北京大学更具吸引力。这一年,戴笠刚刚三十岁,听到「革命朝气在黄埔」的说法,就自改其名,取晋代周处《风土记》中「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揖。我虽步行君骑马,他日相逢君须下」的句子,以「雨地寒士」自我励志,更名戴笠、字雨农,然后与胡宗南一起到广州投考黄埔军校。

胡宗南因为身材矮小差点被拒之于门外,戴笠则有幸考入黄埔第六期骑兵科。更令他喜出望外的是,几年前在上海滩有过几面之缘的、曾经同样落魄的蒋介石,此刻当上了威风凛凛的黄埔军校校长,更是革命政府中炙手可热的明日之星。

戴笠不会放过投效蒋介石的机会。根据戴笠后来的说法,蒋介石最初想要将他当作勤务兵。但戴笠想用其他方法使自己成为蒋身边的红人。他作为校长和总司令的「犬马」,成了一块人工海绵,拼命吸收他认为蒋会感兴趣的讯息。每隔几天,他会以简单摘要或单子形式写成情报送到蒋的办公桌上。蒋慢慢意识到这些资讯的价值,开始命令戴笠在黄埔军校收集同学的言论。

一日为特务,终身为特务,这是一个无法回头、不能转行的职业。戴笠以此职业为韦伯所说的「志业」。他把自身的命运与蒋介石紧紧的捆绑在一起,为了蒋介石,肝脑涂地而在所不惜。另一方面,蒋介石也……赋予他穿越党政军各领域的最大权柄。戴笠在军界只有少将军衔,在党内甚至没有资格参加中央全会,在他手创建的军统局长期只有副局长的名分。但是,党政军高层有一个共识:戴笠是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戴笠不怕双手沾满鲜血,所有人都害怕他。戴笠从不接受采访,从不澄清关于他的可怕传闻,在其周围形成让人恐惧战兢的磁场。

爬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戴笠算是成功了,但他的成功又是他的失败。他为了成功而不择手段,是文明、自由与法治的敌人。正如作家余世存所论:这是中国文化教育的怪胎,戴笠是中国社会的产物。他知书而不识礼、读书而不明理。他总是以为乱世可以不循正道,独裁、专断可以提高效率,秘密世界、特务工作可以抢夺、控制情报资讯,这些非人性也不合于文明的逻辑,最终使他丧失了人性。

戴笠更像锦衣卫,而不像盖世太保与克格勃

戴笠意外坠机身亡后,名律师章士钊为他写了一副意味深长的挽联:

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

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等后人评。

这副对联的吊诡之处在于,章氏揭示出戴笠是一个生活在尴尬时代的尴尬人物,戴笠之所以充满争议,不只因为他是秘密警察头子,更因为他生活在一个历史学家唐德刚所说的「出三峡」的转型时代:中国正在从昔日的「天下」转型为「国家」,中国人也正在从「臣民」、「草民」、「暴民」转型为「公民」,传统的「士大夫」也在转型为现代……

这个过程漫长而痛苦。就连留美多年、最西化的胡适都未能完全转过来,胡适去世时,蒋介石给胡适的挽联是恰如其分的——「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那么,从未出过国、也不懂外语的戴笠,「转向现代」的部分更少,章氏说他「平生具侠义风」、「乱世行春秋事」,好像他是从《战国策》、《史记》、《水浒传》和《三国演义》里走出来的人物。

戴笠的同学徐亮回忆:「人称戴笠是英雄,我以为是怪物。这种人醉心事业,连皮肉痛苦,都能忘记,非怪物而何?」一位美国军官这样描述中等身材、体格魁梧的戴笠:「他走起路来像是脊梁骨上了钢条,步子大而有力,像是中國戲臺上的英雄人物誇大了的步伐。他那犀利審視的目光,像是要把人的五官和个性記下來以備日後之用。」

戴笠以中国古代的英雄自居,举手投足刻意模仿戏剧舞台上的人物,与他接近的文人章君谷形容说:「他勤勉苦学,读了很多的中国古书,所以他能将儒佛侠精神,兼而有之。」换言之,戴笠基本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

在戴笠生前,即有人将他与希特勒的秘密警察头子希姆莱相提并论。一九四五年四月三日,蒋介石检阅中美合作所的特工们,那天晚上戴笠举行了一场奢华的宴会,耗尽了他突破日军封锁,从家乡浙江带来的两百斤珍贵黄酒。当歌乐山乐队在演奏美国南方流行音乐时,戴笠突然打断聚会,坚持发表一段简短的演讲,他竭力说服美国朋友不要相信关于他的坏话。他透过正式翻译刘镇芳语无伦次的说了半天,无非是想表明「我不是希姆莱」,而只是「总司令的戴笠,仅此而已」。

戴笠不是希特勒的希姆莱,更不是史达林的贝利亚。希姆莱和贝利亚是真正受过现代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洗礼的特工头子,希姆莱和贝利亚所用的社会控制和恐怖手法都是前所未有的,只能在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的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找到。希姆莱和贝利亚的特务系统只有在已经工业化的、极权政府对 社会实现全面控制的国家,才可能形成并有效运作。

相反的,戴笠所处的中国,还是一个前现代社会,蒋介石努力学法西斯却画虎不成反类犬,固然有蒋氏无能和缺乏个人魅力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中国民众的素质远未达到法西斯要求,用一句带有「辱华」色彩的话来说,中国人甚至不配做法西斯。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即便当特务都三心二意、魂不守舍,不会像德国人和俄国人那样全身心投入。

以戴笠而论,他是一个没有政治信仰的人,只对蒋介石表示效忠,如同明朝的锦衣卫和东厂、西厂的太监头子,向皇帝表示效忠一样。戴笠对三民主义等,「半现代」的国民党官方意识形态不感兴趣,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加入国民党。他不是党和国家 的戴笠,而是蒋介石个人的戴笠。魏斐德指出:

那些政治动荡产生了一个由地下社会的残酷实践所导致,且饱受即将来临的震颤的革命想象力刺激的暴力文化。在所有这些历史的曲折中,戴笠只是他那个被扭曲的时代的一个粗糙反射而已。

既然蒋介石最大的敌人是共产党,那么戴笠最大的敌人也是共产党,他对共产党毫不留情,共产党却像野草一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戴笠是周恩来、康生和陈庚的手下败将

在人们口耳相传中鲜活存在的戴笠,成了踏雪无痕、飞檐走壁、百发百中、撒豆成兵的武林高手。但实际上,国民党的业务系统远比共产党逊色。

美国记者白礼博(Richard Bernstein)指出:

「戴笠的秘密警察具有盖世太保或克格勃的外在属性,在一处守卫森严的办公场所的阴影中运作,并且只效忠一个有着盛气凌人的委员长头衔的人。它的存在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它能激起恐惧,也由于无人知道它究竟在做什么,它就激发了更多的恐惧。」

换言之,戴笠和军统只具有盖世太保和克格勃的「外在属性」,戴笠和军统并非无所不能、未卜先知的「神盾特工局」,否则国民党的党政军系统就不至于被共产党全面渗透了。

长期以来,国民党对共产党毫无秘密可言:在中原大战时救过蒋介石一命的韩练成,被蒋介石称之为「忠于党国」的「孤胆英雄」,并被任命为侍从室高级参谋,但他其实是中共祕密间谍。由此,国民党的各种机密作战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到中共手里,国军战神张灵甫在孟良崮全军覆没,就是其杰作。

潜伏在国民党中央核心机关十五年的速记员沈安娜,凡是蒋介石主持的会议,她都是速记的不二人选。国民党要员还没有拿到的会议记录,就出现在周恩来的桌子上。

在抗战和内战的大部分时期内担任国军参谋次长的刘斐,竟然是中共特工。刘斐知道国军将要采取的每一个重大行动,并迅速传递给中共,以至于淮海战役徐蚌会战的国军最高指挥官刘峙说:「我们军队的每一个行动都常常被共产党所预知。」

同时,刘斐还把另一个中共特工郭汝瑰安插到国防部作战厅长的重要岗位上(注:这简直就是胡扯八道)。郭汝瑰后来以国军二十二兵团司令兼七十二军军长的身份,率部在四川投共。

被戴笠取而代之的军情高官邓文仪反省说,国民党的情报工作是形式主义和官僚化的,军统和中统无法渗透到中共机构里。反之,中共特工非常成功,从国军总司令部办公室到各级指挥部,都被渗透。他们猎取情报并制造假情报,共军对国军的情况了如指掌,国军则既不知己更不知彼,自然常常被共军包围、俘虏、消灭。

五四学运领袖、后来在国民党文教系统担任高官的罗家伦,在一篇口述史中谈到一个细节:国共内战初期,他从东北回南京述职时,到国国防部看见刘斐,发现刘斐冷言冷语的,说什么国军作战不力。同行的廖耀湘将军出了门就骂:「国防部尽是匪谍,作战计划还没传到手,共产党就知道了,这样下去还能打什么仗!」果然,一代名将廖耀湘很快在东北战场上成了中共的阶下囚。

罗家伦来台湾之后,有一次在自由之家理发,旁边正好是以前在南京国防部当第二厅厅长的郑介民,来台后担任国家安全局局长(戴笠的接班人),聊天时问起刘斐的事。罗说:「当年你在国防部第二厅当厅长时,顶头上司国防部作战次长刘斐、第三厅厅长郭汝瑰是共产党,难道你一点也不晓得吗?」

郑介民说:「我怎么不晓得!我在当国防部第二厅副厅长时,厅长杨宣诚(海军出身)就告诉我说,『刘斐是共产党,在日本念陆军大学时加入的,与陈毅、邓小平属同一时期。老郑,你是蒋委员长的学生,说话比较方便,你应该向委员长报告。』我想,要报告也应该由厅长去报告,我又没有证据,空口报告,岂不会挨一顿臭骂吗?所以,我们俩谁也没有去向蒋委员长报告这件事。」

郑介民又说:「到大陆沦陷时,国防部搬到广州,再迁香港,后来就分手了。在香港时,国防部的人都住在同一幢旅馆里,后来刘斐住我楼上。有一天深夜,刘斐跑来叫醒我说:『老郑,你不要到台湾去了,国民党没希望了。我老实告诉你,我是共产党,你跟我回大陆去,包你有前途。』我这才恍然大悟,确切证实他是共产党。」

郑氏如此,戴笠又能好到哪里去呢?

资料来源:

摘自某书,多有删节。